近日的国会辩论，我比较注意的是两个相关性的课题：幸福指数和考试存在意义。前者由工人党主席提出，后者是教育部长针对国会教育委员会询问所作出的回应。
刚巧最近有一名家长向我述说了他所收集到的小学学习实况，他表示不愿意让他4岁的孩子在这个年龄加重学习，却又感觉到受到“威胁”，因此正在仔细思考移民的可能性。这名家长一脸的苦恼与无奈神态，让我感到很不安。他和家人在这个阶段应谈不上幸福感吧。
我和幼儿们相处和玩乐的日子不知不觉已有15年。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多疑，总觉得每个年头入学的3岁孩童，似乎有越来越娇气、手脚更趋笨拙的倾向。向老师和同业询问，她们颇有同感。
少子化的结果是两代成人绕着一个小孩打转。据了解，许多家庭担心幼儿跌倒，自小便坐惯步行车，甚至连爬的阶段都不曾经历。因为没有机会四周爬行，东摸西抓，难怪腿不灵活、手指不会伸张。我还看过六七岁的孩子依旧坐着儿童手推车在闹市“逛街”！
最近频频接获令人沮丧的信息。
先是一则中国新闻，报道母亲送孩子去考试，路上发生车祸，母亲伤重送院，亲友让孩子继续到考场，而不是陪同母亲到医院；另一个是本地家长发出的询问：如 何让一个沉迷于网上枪械装置游戏的孩子专心准备会考。尽管众所皆知孩子沉迷枪械装置游戏的问题不能等闲视之，但没想到家长更关注的竟然是会考。
数月前同一位幼儿园园长讨论幼儿园的教学，她透露多数时间都用在接听电话、收学费、处理政府给家长津贴等事宜，没有时间看老师教学，更别提辅导或协助老师解决教学上等问题了。为了确定这类事态有多普遍，我向一些老师了解，她们当中很多表示园长确实花费多时处理行政事务，同老师谈话时都是在交代事务或传达上级的指示。
继续阅读 →这类话题乍看之下有点不合逻辑，现今家长只要是与孩子同住一起，哪有不一起生活呢？或许我们从家庭生活特质的改变，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上世纪80年代前的家庭，孩子许多时候需要协助大人做家事如煮饭、烫衣、打扫、照顾幼小弟妹等，有时甚至得参与家庭生计。生长在务农家庭的孩子，他们必须协助种菜和饲养家禽；家庭从事手工业的如做豆腐，则必须帮忙洗架子或磨黄豆等。换言之，当年的孩子有的是机会，实地观察大人的生活与作息，从中学会不少本事与知识。大人把孩子当大人般对待，并非是要劳其筋骨，而是生活所需使然。
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教育政策的基石，新加坡双语方针的贯彻和执行也有40多年的历史了。政府在鼓励各族母语的学习上也不遗余力，随之而来的是华文教育的各阶段改革。虽然改革不停地进行，但成果却令人忧心，从学生的华文水平普遍下降、讨厌学华文的学生越来越多可以看出。於是，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究竟我们的华文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要如何改变新生代对华文的消极心态呢？许多研究证实了学前阶段的语言学习对日后语言运用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身为幼教前线工作者，不能坐视不管。笔者以教学体会和督导实习华文老师的经验，就目前学前华文教育现状、适宜的课程和教学及面对的挑战，提出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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