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在教师节群众大会发表了他对新加坡教育的看法，我就其中提及的父母的期望、教师教学法和开办私立学校的可能性提出一些看法。
为父母者都有自己的童年和学习经验、体会。望子成龙并非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对社会价值观的对应行为，我们的社会自独立以来，一直崇尚优秀学业成绩，它几乎成了评定一个人的能力和学力的唯一标准。从遴选政界人士至公务人员，无不鼓吹尔等的彪然成绩。
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塑造，离不开政府的倡导和媒体的宣扬。现今的父母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也接受了优秀的孩子是分数考得高的孩子，是考试拿很多个A的孩子。
即使自己回想童年，看看自己的目前的生活状况和成就，并不完全信服成绩挂帅优秀论，但在和左邻右舍、同事亲戚做个比较，相互交换了一些“成绩逊色，就会如此如此”的“真实”写照后，还是不要冒险地违反“成绩挂帅”的社会价值观。
有一个、两个孩子的父母更是“输不起”，也深怕自己一时“反叛”社会价值，而“害”了孩子。其结果便是我们今天普遍见到追求分数，80分不够好，要90多分、100分，才不会被我们的教育体制淘汰。
父母的这种“危机感”，一直主导着他们给孩子做各种学习安排，连周末、假期也在补习、上课、学东西。没有父母愿意给自己、给孩子添压力的。但是社会价值观是这样，他们便不敢放松，怕孩子真会被淘汰掉。
呼吁父母不要给孩子施压力，并不能改变父母的“危机感”。要解除此种“危机感”，政府是要领头实施一些改变，要强调表扬成绩之外的其他能力，以求取得平衡，纠正严重的“成绩优秀论”偏差，甚至修改考试的要求、评量的方法，以及减少考试、分数、排名、分流等所带来的压力。媒体也要协助正面引导舆论，另铸社会价值观，唯有各方的协调配合，才能协助父母改变给孩子增添压力的社会行为。
对老师们教学法的改进、提高，教育部是不遗余力地在进行。每年投注在老师进修课的费用是很可观的。近年来提倡的创意教学、专题作业等，都是为了给孩子拓展更大的思考空间，让孩子从过程中去学习（Process Learnng）。
然而，其体现在孩子身上的效益，却是有限的。关键问题在于每班人数太大，平均是40名学生。既然政府确认人力资源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我们不能一味以成本高，而继续推行大班制教学。
既然确认过程学习能诱发孩子自动自发地学习，能使他们想学，而不是要老师教的话，那必须接受过程学习是需要时间的。需要观察辅导的班级大，根本不能有效的推行专题作业学习和过程学习，更何况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教学以外的重任，是培养人格。
今天这项工作远比过去艰巨。现代家庭结构的改变，父母做工、和祖父母脱节，外在五花八门事物对孩子的影响，使得老师在培养孩子人格发展上要加倍辛劳。改 变孩子的行为偏差所需的时间和精力，远较教导孩子一个知识所需的来得长、来得多，有时不能以秒时计算，而是长年累月的。
带一个大班的结果，勉强顾得了学科学习（尚不尽完善），实无法顾全40个孩子的人格发展教育。因此，每班学生人数的多少是个必须受正视的问题。
养兵千日，所需的费用当然是惊人的，但没有听说成本过高。教育即是包括了知识、能力、人格等方面的人力资源的培养，为何在提出班级人数缩减时，要面对成本的打压？
当然，班级人数少，班次、设备和教师都得增加，国家的资源是足以应付这种必要的需求的。倘若必须缩减开支，我们大可征求民意，是将钱用在铺建有盖走道，只供下大雨、出烈日时方便使用，还是用来多添设备，增加老师，减少每班人数，以求达到更好的教育功能？
至于开办私立学校，并不是纠正我们教育问题的途径。对许多关心教育、不满现有教育体制的人士来说，允许开办私立学校，将给他们的孩子一个体制外的选择，一个更大弹性，能按孩子学习状况、学习兴趣，甚至是小班制学习的崭新空间，这是很理想的。
但是可预见的后果是，教育经费在没有任何国家津贴下，假使又不附属于社团、教会等组织的话，以纯粹个体经营，其学费必定要较现有自主学校来得高。
拿学龄前的教育为例，那些聘用大学毕业、有完善设备的幼稚园、托儿所，每月最高收费可达1200元至1500元（全日制）。我们可推想由个体办的私立小 学、中学的学费，必定要超过一般收入家庭所能负担的。结果，私立学校便会变成名符其实的十分贵族学校了。这可能不是构想办私立学校的原意，但实施的结果将会是如此的。在此，希望政府和民间团体能就此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和对话。
然而，归根究底，还是应回到原点，那就是现有教育体制本身，是否应再彻底地，深入地检讨。如果真需要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那就请全民共同面对吧！
教育大改革在1979年已进行了一轮，其对国家发展和国民素质，及社会发展的整体影响，有待学者去做研究和总结、评定。我相信我们都不抗拒改革的，问题是它是不是改得更好！